如何运用经济实验方法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将是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潜力的一项工作，也是我们推动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相信这也是《比较》编辑室要隆重将这一作品推介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从博士阶段就开始学习实验经济学，可以说目前整个的学术生涯一直都是在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工作。当我捧读年近百岁的实验经济学奠基人、诺贝尔奖得主弗农·史密斯的自传《弗农·史密斯自传：我的实验经济学人生》（A Lif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时，不禁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深思实验经济学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对经济学研究、对经济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史密斯以插叙回忆的笔法，将个人生命历程置于宏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背景之下，巧妙地将“传记、历史、经济学与哲学”熔于一炉。书中不仅娓娓道来他对自我的剖析、对学科的洞见，更展现了他对世界的深刻认知，读来回味无穷，余韵悠长。
学术人生
坦率地讲，在史密斯笔下的人生旅程中，相比于家族经历的坎坷与沉重，我更沉醉于他那璀璨而传奇的学术生涯描绘。他将加州理工学院比作“绞肉机”，正是在那里，他聆听了罗伯特·奥本海默、伯特兰·罗素、冯·卡门等传奇巨擘的演讲。在经历了超负荷的学术洗礼后，他坦言：“在哈佛，他们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在加州理工，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史密斯本科主修物理，大四前夕转投电子工程（EE），却因选修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而结缘该领域。他在图书馆邂逅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这两部著作无疑为他日后开创实验经济学这一全新范式埋下了伏笔——前者让他看到经济学如物理学般严谨研究的可能，而后者则让他意识到经济学推理与物理学的迥异。
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史密斯进入堪萨斯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开始系统构建经济学知识大厦。他听了迪克·豪伊（Dick Howey）的《价格理论》课程，也深入了解了布朗（E. H. P. Brown）的《定价体系框架》，并承认该书为1964年他在普渡大学的第一个双商品交换实验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学习了希克斯（J. R. Hicks）的数理经济学，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爱德华·张伯伦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但他认为，对他的学术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豪伊的经济思想史课程。
史密斯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理工学院等众多名校中，最终做出选择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史密斯重点讲述了在哈佛受到的宏观经济学训练，那是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位杰出的，乐观的凯恩斯主义者深受学生喜爱。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历程中，还有列昂惕夫、简·丁伯根等大师的讲座和课程也让史密斯印象深刻。
史密斯的人生并非只有明快愉悦的求学乐章，也有母亲因抑郁症自杀的至暗时刻，以及个人精神问题的长期困扰。他在书中自我剖析道，自己存在思维切换缺陷及社交障碍，并解释大脑的思维与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进化机制使其优先服务于高优先级任务。他甚至认为，亚当·斯密或许也是一位高功能的孤独症患者。
实验经济学方法论
史密斯对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举世公认，而他究竟缘何创立这一研究方法，在书中得到了详尽阐述，引人深思。1955年秋，在讲授“经济学原理”时，史密斯深感当时的教科书无法解答“现实市场活动如何逼近均衡”“供求理论与现实行为究竟有何关联”等基本问题，导致部分学生因困惑而放弃经济学。经过深思，他决定在课堂上开展市场实验，这既给了学生体验真实市场的机会，也让他得以观察一个由供需驱动但参与者全然不知其机制的市场。1956至1960年间，史密斯在原始实验基础上引入了大量变体，包括改变供需环境、调整双向拍卖规则、引入现金激励等。这些课堂实验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市场自有其自然规律。
书中，史密斯亦追溯了其实验设计思想的源泉及同代人的贡献。张伯伦的课堂实验曾试图证明竞争失效，为其垄断竞争理论张目。但史密斯敏锐地指出，张伯伦仅证明了A理论（供需关系）失效，却未能证实B理论（垄断竞争）有效。史密斯还特别强调了希德尼·西格尔（Sidney Siegel）的开创性工作。史密斯于1961-1962年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客座副教授时遇到了希德尼，并发现两人殊途同归都在研究“实验经济学”，并称这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相遇。当时他们都不知晓莱茵哈德·泽尔滕（Reinhard Selten）也在德国开创了经济学实验。在史密斯看来，希德尼远不只是实验大师，他还在实验设计及分析中娴熟地运用理论和统计学。并相信假如他健在，不仅会成为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奖得主，远远领先于我们其他人，而且实验经济学被承认的时间表也将提前，甚至可能提前很多年。
关于实验经济学本身，我认为在史密斯的书中大致有三个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值得关注。其一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比如认知心理学，史密斯认为自己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同时也警惕它的主观主义危害，从而发展出了“诱导价值理论”等与心理学实验有所区别的经济学实验范式；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到大脑在不受我们控制情况下的意识，并称神经科学一边在埋葬传统心理学，一边又在重新诠释和建立早期的心理学传统；行为经济学不应该仅仅被描述为一系列与标准经济模型相悖的结果，鉴于行为经济学源自一种有意识的简化决策分析活动，它有潜力重新构建经济学的一般决策理论；史密斯还提到实验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还建议可以设立实验政治经济学奖，查理·普洛特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当之无愧。
其二是实验经济学在社会性行为上的研究。史密斯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等实验的开展，发现了信任、仁慈、正义等与主流经济学中自利假设相悖的行为偏好。史密斯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阐述了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个体和小群体决策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已在个人和双人博弈实验中得到了实证支持。他也对于不少研究将这些发现归为社会偏好有所异议，社会偏好假说在方法论和实证上存在矛盾，它否定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却又接受其偏好最大化的方法论。基于效用重建数据的做法，回避了一个问题：人类如何变得具有社会性并拥有这些所谓的社会偏好。
其三是实验经济学对现实世界和实验对象的关怀。在史密斯的书中，你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情感细腻又卓尔不群，他总是思考“实验中的被试者想通过他们看到的世界告诉我们什么？”他认为，经济学家对经济世界中的个体行为机制知之甚少，倘若我们想要加强理解，就必须认真对待推动经济的微观主体的行为，无论他们是否目标短缺，无论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是对是错。书中还列举了一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他们就是拥有开明的头脑，能够跳出思维定式，仔细严谨地观察周围世界，如托马斯·谢林，罗纳德·科斯、赫伯特·西蒙、亚当·斯密、哈耶克，都是从日常常识中收获了巨大成就。
经邦济世
通常来说，经济学家总是怀抱着“经邦济世”的情怀，而在史密斯这里，可以说更甚，他尽情地将自己的实验经济学与机制设计才华施展在了各项政府政策实践中。
他看到医疗保险带来的弊端，认为结合市场和政府手段，才能实现更好的医疗保险效果，这需要找到一种机制，让第三方支付患者的费用，患者再向医疗服务提供者付款，并辅以有切身利益患者的共同支付，从而刺激他们的购买。他对环境经济学领域的观察和思考，发现容器押金机制，使得容器垃圾控制问题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得到解决。他经历美国次贷危机，并认为银行和货币体系缺乏弹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误解了信贷创造和中央银行的主要作用，进而执行了不恰当的规则。罪魁祸首应是资本主义和贪婪银行家的逐利行为，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及其顾问们的无知。
史密斯还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公用事业监管领域有诸多涉猎，如通过对亚利桑那州公用事业的应用研究，让公用事业委员会意识到，实验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将新监管视角（激励性监管和放松监管）引入公共领域的途径。他的研究还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全球范围的放松管制和市场化改革。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验研究中设计了资源管理市场，拍卖和其他电子交易，以及排放许可证、物流服务、频谱许可证、资产组合、能源传输网络、供水网络、供应链开发等公用事业方面的监管体系，从而实现了“验证理论概念的实验室实验与设计实验及实地应用之间的无缝衔接”。
此外，他还主张和推动了在实验室实验中的计算机程序的应用。他设计了一个有关计算机程序在股票价格竞争交易过程中的应用，并向证券交易所展示了证券交易的限价指令的匹配过程；通过对机场跑道时段拍卖市场的机制设计实验，提供了利用“智能”计算机辅助市场设计的经典案例；他也在双向拍卖、国库券定价、住房市场的波动与资产市场实验研究等应用场景中做出了他的贡献。约翰·肯尼迪执政期间，史密斯曾受邀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但他因为正在创作“一个全新领域的第一本出版物”（要完成实验经济学的书稿），而毅然放弃了那种“百年不遇的良机”。
实验经济学之于中国
在史密斯的自传中，特别是他描述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如何利用在美国政府决策中，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实验经济学之于中国”这个话题。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决策者在全新压力下做出选择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的调整，旧体制通常表现出顽固的惯性，且体制机制一旦发生转变，结果将不可逆转。决策者对于各种改革与政策转变不得不小心谨慎，力求能够在决策前进行完整、周密的验证。
要提高改革的决策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关键是要加强政策设计与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实验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实验条件下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相对干净可控的识别政策机制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因果效应；实验方法以较小社会成本探索政策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政策改革的阻力，检验政策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实验还可以针对改革中可能出现风险的各种情形设计实验环境，有的放矢地进行实验，以避免机制设计失误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采用了“总体渐进”和“试点先行”的路径。经济学实验与这些措施在力求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这一指导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经济学实验相比通过“试点”积累经验的做法，事前所采用的样本随机选取方法更加科学规范，事中通过控制相关因素可以集中考察某一特定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具体作用，事后也能更加低廉地完成政策的效果评估与分析工作。
当代实验经济学研究在诸多领域的应用中取得了成功、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的根本原因是，在现实生活的经济实践中，针对改革和市场的需求，经济学实验对经济政策的验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如何运用经济实验方法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将是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潜力的一项工作，也是我们推动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相信这也是《比较》编辑室要隆重将这一作品推介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