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5日至8月11日，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偏好——基于中国集体主义村庄的田野调查与田野实验研究”课题组一行15人，在项目首席专家叶航教授带领下，赴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和泮沙村进行调研并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调研的第一站是课题组成员拜访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开放时代》杂志名誉主编吴重庆教授。《开放时代》是国内惟一一家系统报道过我国集体经济村庄的媒体。7月26日上午，课题组成员与吴重庆教授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会谈与讨论，并聘请吴教授为课题组顾问：
崖口村被称为“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至今仍保留着集体经济的所有元素：集体劳动、队为基础、工分分配、村办幼儿园、小学和养老院，有村里统一提供的社保和医保等，惟一不同的是村里所有农业劳动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走进崖口，首先感觉到的是清洁、安静，农家庭院中挂满了桂圆和木瓜，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崖口村前支书“满叔”（陆汉满）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上个世纪七十年末代做出不分田到户的决策需要何等勇气。他带领崖口村民围海造田，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崖口村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村里的年轻人除了享受基本集体分红以外，也可以选择外出务工和创业。这就是所谓的“一村二制”。而正是这一“一村二制”为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研究视角。下图是课题组部分成员与满叔（后排右二）的合影：
以公开课驰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桑德尔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挤出人们的社会偏好（如利他、公平、信任与合作等），而以金迪斯和鲍尔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却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挤出人们的社会偏好而且还会促进这一偏好。金迪斯和鲍尔斯的根据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桑塔费研究院组织的一场历时10年、横跨五大洲15个小型社会的田野实验，该研究表明：社会偏好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倾向，而在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社会偏好也越强。但这一研究的不足在于，它无法完全分离经济制度与文化及法律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中国现存的集体经济村庄却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使我们可以在相同的文化及法律制度背景下，单独考察经济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这就是课题组这次南下广州的目的。我们将寻找地理位置相邻、其他因素相同、而不同的仅仅是经济制度的两个村庄，通过一系列田野实验来验证市场经济究竟是否会对社会偏好产生挤出效应。崖口的“一村两制”给了我们一个额外的惊喜，使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村落中考察不同经济制度对村民行为偏好的影响，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此次调研，我们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集体经济代表）和泮沙村（市场经济代表）进行了11场田野实验，参加的村民被试近600人，共发放被试费6万余元。每场实验均包括“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诚实博弈”、“跨期决策博弈”、“竞争决策博弈”、“风险决策博弈”等8个标准化的行为偏好测度实验。崖口村的田野实验包括4个实验组，分别为“村工作人员组”、“集体经济村民组”、“市场经济村民组”和“儿童青少年组”；泮沙村的田野实验包括3个实验组，分别为“村工作人员组”、“市场经济村民组”和“儿童青少年组”。来广州前我们虽然在杭州进行了两场预实验，但在现场实施这些实验的困难之多、难度之大，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次调研，我们得到了中山市委宣传部、南朗镇政府、崖口和泮沙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当地政府部门和村民的支持与配合，要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田野实验是不可想象的。如何协调与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成了我们此次调研的最大收获，从而为今后在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田野实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下图为课题组正在进行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此次调研，课题组还邀请了省作协会员、报告文学家郭力文和原浙江电视台资深栏目摄影师潘根生同行。通过他们两人的工作，课题组将把中国集体经济村庄的所有文字和影像资料完整保存下来。这次广州崖口之行，只是全国10个典型集体经济村庄的第1个。今后5年，课题组还将深入黑龙江新十四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周家庄和北京留民营村、河南南街村和刘庄、浙江航民村和滕头村等集体经济村庄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田野实验。
此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南下广州调研，一个总的体会是：碰到的困难比相象的大得多，取得的收获也比预期的大得多。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的行为实验团队在这次调研中克服了种种困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探索了方法，这必将对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田野实验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