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1916.6.15-2001.2.9）
赫伯特·西蒙 2001 年 2 月 9 日逝世，美国哲学学会的悼文称，“西蒙逝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位达芬奇式的伟人”。如果启蒙运动以前，人类还可以诞生像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但随着现代科学分工的日臻精细，一个人毕其一生精通一门学问已属不易，更遑论在数个领域都能做出杰出贡献了。因此，西蒙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达芬奇式”的人物。
多彩人生：西蒙的青少年时代
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
1916年6月15日，西蒙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一生获得过20余项发明专利，被马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母亲出生钢琴世家，是一位钢琴教育家。在家庭的熏陶下，西蒙很小就具有一种对科学与人文的追求精神，以及勇敢、正直的品行。正是这些气质，为其人生与事业奠定了基础。西蒙在自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初中第一节代数课，老师告诉他们“二次方程有时有两个根、有时有一个根、有时又没有根”，这种无规律的事情让他倍感沮丧；直到学习了实数和复数，所有二次方程都有两个根以后，他才感到释然。“它揭示了我内心始终存在的某种柏拉图主义的倾向”，西蒙说，“一种对事物统一模式、最好是简单模式的渴望”。高中时代，西蒙是一个令对手敬畏的辩论高手。他总是信心十足地选择比赛中不利的一方，他的反对者很少能够敌得过他精心准备的论据和逻辑。但西蒙却由此领悟到一条陪伴他一生的“重要原则”——“你不能仅仅依靠逻辑击败人们以改变他们的观点，你必须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高中毕业时，学校要求学生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西蒙认为校方的规定对穷人家的孩子不公平，于是说服许多学生进行抵制。结果，毕业典礼上只有西蒙和另外两个同学穿普通衣服，其余人则迫于压力放弃了承诺。西蒙说，“我感到我们被别人出卖了，但仍然为自己没有屈服而骄傲”。1933年，西蒙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用了两年时间，他就修满了规定的学分。从而可以把大部分间用来听研究生的课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讲座。西蒙还是校园聚会的积极参与者，他娴熟的钢琴和小提琴演奏技巧，以及对文学、诗歌和美术的独特见解，往往使他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大萧条以后的美国，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许多知识分子都对当时的现状持批判态度。西蒙参加了他的老师库珀组织的“进步派俱乐部”，他们订阅美国共产党的报纸，阅读《资本论》，试图寻找改变现实的途径。30年后，随着美国《信息自由法案》的施行， 西蒙才知道联邦调查局当年对他进行调查的卷宗多达550页。甚至在他1968年被提名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时，都不得不接受超乎寻常的“安全审查” 。
巨星升起：西蒙的学术生涯
西蒙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款国际象棋程序
20世纪30~50年代，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发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以系主任梅里亚姆为首的教授们把数学模型、数据分析和实验方法引进传统的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西蒙则直接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西蒙于1947年出版了《管理行为》一书。该书运用跨学科的视野，重构了经典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从而被誉为“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西蒙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美国政治学麦迪逊奖（1984年）和美国公共管理学沃尔多奖（1995 年）。1956年前后，西蒙的研究生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此时，计算机刚刚投入应用。在工程人员眼里，计算机只是一种快速运算的机器；而大多数人文学者则认为，这一技术与自己的研究完全无关。但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背景的西蒙，却敏感地察觉到这一新技术的革命性应用。他发现，计算机不仅可以处理数据，而且可以像人脑一样处理逻辑问题。他和同事纽埃尔共同开发了一种能进行逻辑推理的编程语言，并用它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中的25条定理。西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罗素，罗素回信说，“怀特海和我都希望，当我们花10年功夫来证明这些定理以前，就应该知道有这种可能性”。随后，他们又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与人对弈的国际象棋程序。西蒙预测，大约再过5年，电脑就可以在比赛中战胜人脑。但这次西蒙却低估了人脑的潜力，这一预言直到30年后才在电脑“深蓝”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较量中成为事实。西蒙创造性的工作让人类重新认识了思维的本质，从而被公认为“人工智能之父”。1975年，西蒙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图灵奖，以及国际人工智能协会杰出研究奖（1978年）和国际人工智能学会终生荣誉奖（1995年）。通过人工智能，西蒙又将其研究拓展至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运筹学、对策论等领域，并且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西蒙也因此先后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9年）、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心理科学终身成就奖（1988年）、美国心理学会终身贡献奖（1993年）、美国运筹学学会冯·诺伊曼奖（1988年）。为表彰西蒙的杰出贡献，美国政府1986年同时授予他美国总统科学奖和美国国家科学金奖。除了这些荣誉，西蒙还有一项未被正式记录的荣誉，就是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西蒙逝世后，他在世界各地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西蒙充满魅力的讲课、启发式的提问和挑战性的讨论，对他们人生事业的帮助与影响。1978年10月15日早晨，闻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的记者们把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但采访进行了不到1个小时，他就突然宣布结束，引起记者们的集体抗议。“先生们，请安静”，西蒙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对大家说，“我要给学生上课了，毕竟是他们付给我工钱” 。
曲径通幽：西蒙的学术追求
西蒙的课堂
英国思想家柏林曾以“狐狸与刺猬”的寓言来隐喻学者的不同风格。“狐狸型的学者”才华横溢、四处出击，往往在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建树，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黑格尔、尼采等人。“刺猬型的学者”绵厚精深、专攻一门，往往把复杂的世界简约为一个统一的模式，像柏拉图、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人。以此标准划分，西蒙似乎应当属于前者。但深入探究西蒙的学术生追求，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正确。纵览西蒙的学术生涯，无论是他对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还是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始终都围绕着一条主线：用自然科学严格的实证方法分析人类的决策行为。正如西蒙在自传中写到的，“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发觉人类行为可以被科学地研究，我模糊地看到一种挑战，即把物理学中如此有用的数学思想带到社会科学或生物学中”。事实上，西蒙用其一生的辉煌实践了他童年时的追求与梦想。1978年，63岁的西蒙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演讲的主题是“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处理我们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